出版业该如何摆脱“纸书已死”的焦虑?
编者按:最近,小编在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下一代的书店》一书中看到一篇文章——《出版社还是藏在书店背后的“幕后角色”吗》,文中提到,“出书不再是出版机构的唯一业务”“出版业不再是生产把墨印在纸上的工业品,而是生产用户愿意付费购买的内容”“出版其实是知识付费的鼻祖”等等观点,相信对业界有所启发,为此摘选此文。
最近一年,图书品牌“理想国”的编辑们有点儿兴奋。
在顾问梁文道的规划中,出书已经不再是理想国的唯一业务,内容编辑正在越来越多地接触音频、视频等产品的策划工作。甚至于,“现在,看理想是理想国的子公司,未来,理想国将是看理想的子公司”。梁文道在内部会议上这样描述公司的未来。
“看理想”是理想国旗下一个聚焦视听产品的新品牌,2015年就开始和优酷合作,相继推出了由艺术家陈丹青主持的《局部》,梁文道主持的《一千零一夜》,马世芳主持的《听说》等视频节目。
之所以做视频,很大原因在于“纸质出版已不是唯一的出版形式”。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歇尔·伯曼的书名已经快被用成陈词滥调,但用来形容当前的出版业再合适不过。
“在这个时代,出版形态需要宽泛一些。”即刻视频创始人、财经类出版机构蓝狮子前总编辑王留全说,在视频、音频等介质大范围普及的情况下,承载内容的载体变了,传播方式正在变得多元化,固守纸书已经没有意义。
王留全将他公司的新业务命名为BOOK+(布克加),书是基础,此外依靠作者资源衍生出适合的音频、视频等多种产品。“出版机构有义务为它的作者们找到更合适的内容表达手段。”
不止理想国与BOOK+,一大批出版公司都在试图进入新的领域。“公司有一点规模的,都想去做。”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黎遥说,他习惯用厨师做饭类比这一变化,“过去拿一条鱼来,只知道炖着吃,但现在有多种吃法,可以炸着吃,也可以蒸着吃。”
黎遥的意思是,实现出版的技术变了。换句话说,技术正在让出版业发现新的可能。
如果以更长的时间跨度观察,出版业其实一直倚赖于技术的驱动。15世纪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使纸质印刷的效率大幅提升,此后几个世纪,出版业一直延续纸质出版的传统,以至于出版和图书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搭配,码洋(图书定价× 印量)是衡量一个出版机构业绩的最重要指标。
现在,出版业又一次迎来技术变革,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让电子书、音频、视频内容开始交错连接,出版的概念由此被推开,边界被拓展,变得更为立体也更具想象空间。拥有最上游作者资源的出版公司开始频繁接到喜马拉雅、得到、腾讯、优酷或者影视公司的合作意向,原本虚掩的门被推开了。
从“书商”到“出版人”,赚钱能力超乎想象
按照原本的逻辑,出版是一门时间与规模的生意。正常情况下,一家民营图书公司至少需要五年的积累,才能形成一定的图书品种与码洋数量。果麦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路金波把这种积累比喻为“储蓄”,因为每做一本书,都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里持续售卖,持续产生商业价值。
常规来看,扣除版税、成本以及给渠道商的折扣之后,一本书的毛利在20%左右,而且在版权期内可以持续销售,这意味着此前策划出版的图书会不断贡献价值。以果麦文化为例,其2013年至2016年的码洋数量分别为5000万、1.1亿、3.2亿、4.3亿,路金波预计2017年将超过6亿,且有超过50%的当年销售的图书是前几年出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比例会越来越高,磨铁的比例已将近70%。
老书比例越高,成本就越低,公司利润就会越高。路金波用果麦文化出品的《浮生六记》举例,这本清代自传体散文已经卖出了100万册。因为属于公版图书,不需支付版权费用,“20%的印刷成本,五六折卖出去,我自己相当于60%毛利。”他计算出给经销商售价为基础的毛利,“这本我就是暴利啊。”
但无论商业模式还是产品形态,出版公司都属于典型的慢公司。磨铁集团CEO沈浩波也极为认可路金波的说法,“它的慢是一种积累,最终构成能量,整个积累呈现喇叭形状态,在一个节点迅速打开,完成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路金波与沈浩波,都曾以写文章、写诗在文化界形成影响力,之后成为国内民营图书市场颇为活跃的出版人,并相继推出畅销书。
对民营出版人,还有一个称呼——书商。书商在中国是一个极具时代特色的身份,民营出版者在过去都被称为“书商”,类似20世纪80年代倒卖电器的“倒爷”。黎遥也经历过那段时期,“一说书商好像都是指骗子”。民营图书公司通常作为内容提供者与出版社合作。
2008年之前,国内的民营图书公司几乎都以工作室的形式存在,它们是整个出版链条里灰色的又无法忽视的一环。沈浩波形容那段时期为“作坊经营”。
直到2008年,时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柳斌杰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第一次代表官方承认,“民营出版机构应该说也是一种新的文化生产力”。
2009年4月6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中明确要求,要“积极探索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与此同时,原本为事业单位性质的出版社也开始进行企业制改革,图书出版向市场化迈进。
民营图书公司此时终于走到台前,进入明晰的商业系统,“书商”的称号变为“出版人”,“作坊”开始步入正规的公司化运作。因此,严格意义上讲,国内民营图书公司化的时间其实不过十来年,出版这个古老的行业在中国称得上生意也不过十来年。
资本来了,但有钱就能办好事吗?
磨铁在2008年拿到了基石基金的第一笔风险投资,写诗出身的沈浩波那时还不懂什么叫资本,“有人说要给我四五千万,我觉得好奇怪啊。”沈浩波瞪大了眼睛说,“我当时其实没想过要做企业。”那时候的磨铁不到20人,每年出十几本书,也可以盈利,甚至“活得很舒服”。
图书出版是一个长线生意,“完全与电影相反。”路金波说,“电影做两年,15天的收益,出版做100 天,但有15年的收益。”
但资本进入后就是另一番景象了。沈浩波需要“在资本的鞭策下”让磨铁逐渐公司化,“强行突破”,扩大产量,做大规模。“我们犯了很多错误。”沈浩波回忆,自己最大的问题在于管理,快速扩张之后公司内部一度人浮于事。
不同于其他行业,图书出版的规模化依然只能靠时间积累,沈浩波发现“规模化与追求快是两回事”。出版业的商业逻辑注定它无法快速复制与规模化,但如同他所言,当跨越一定规模,收入会非常稳定。
因此,一家经营良好的图书公司在经历两到三年的缓冲期后,会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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