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文学“走出去”渐入佳境

　　多年来，中国的纯文学、儿童文学的作家和作品“走出去”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类版权输出层出不穷。而类型文学作家和作品被译介到海外，这一现象还不多见。但近段时间，却开始出现良好的势头，值得业内同行的关注。8月22日，作家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得科幻文坛最高荣誉雨果奖，这是中国人首次获得该奖项。此次获奖的是英文版《三体》系列的第一部。无独有偶，悬疑文学作家麦家近两年也频繁和海外出版社接触。去年，他的《解密》英文版通过企鹅出版社和 FSG（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在英美同步上市了。在此以前，被归为“企鹅经典”书系的中国小说只有鲁迅的《阿Q正传》和钱锺书的《围城》，FSG 则为麦家开出了5万美元的预付金和6000册印数以上15%的高版税。

　　海外市场加速认知 国内出版悄然布局

　　类型文学的“走出去”，或许面临的第一道疑问就是，它有市场吗？回答是肯定的。英文版《三体》去年在美国出版后，掀起一股中国科幻热，除获得雨果奖外，还先后获得星云奖、轨迹奖、坎贝尔奖、普罗米修斯奖等国际幻想文学奖项提名。《三体》第二部英文版于今年8月11日出版，第三部的翻译工作已完成，预计明年出版。如是种种都展现出，优良的作品和翻译，如果有得当的海外运作，是绝不缺乏读者的。

　　在采访交流过程中，新星出版社负责推理小说的资深编辑赵笑笑告诉记者，在她看来，科幻图书方面，“大刘”获奖后，对国内作者、译者以及中国类型文学的海外影响力都有着助推作用。但她坦言，相较于科幻文学，国内的推理图书方面则比较弱，“因为欧美和日本的作家、作品过于强势”。

　　值得欣慰的是，许多海外读者也在关注中国的推理文学。“比如日本就有两位在推理圈内很有名的普通读者，他们懂中文，会直接买中文的原创推理看，还把评论发在推特上，长篇短篇加起来看了上千部，非常厉害。这也说明原创推理在国外是有市场的。”赵笑笑谈到，“把科幻及推理推荐到海外的事情，新星出版社一直在做。目前比较有成效的是韩国有出版商欲引进，但也只是达成意向，具体出版还得等一段时间吧。我们的主要推荐途径还是书展，比较迅速直接，而且目标国主要是韩国，其次还有我国台湾和香港等地区。”

　　继成功运作《三体》英文版后，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与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继续携手开展中国本土科幻文学作品的外译出版业务，并将把本土文学外译出版业务扩展至悬疑文学领域。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特别联系到中国教图相关负责人。据其介绍，《三体》外文版版权也引起了十余个国家的近三十家出版机构的关注和争夺。目前，中国教图和湖南科技社已确定将《三体》三部曲的德文、匈牙利文版的版权输出至欧洲，两个语种版本将分别落户兰登书屋德国分公司和匈牙利欧洲出版社。此外，中国教图还将与湖南科技社共同运作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的英文版，以及资深科幻作家王晋康、优秀青年科幻作家宝树的部分长篇科幻代表作品。

　　而在悬疑文学方面，中国教图签下悬疑小说家蔡骏、周浩晖的7部长篇小说的外文版版权，包括《死亡通知单》三部曲、《地狱变》、《谋杀似水年华》等。其中，《死亡通知单·暗黑者》已由腾讯公司拍成46集刑侦悬疑电视剧《暗黑者》；而由阮经天、Angelababy等主演的《谋杀似水年华》同名电影也已于今年3月上旬杀青，并将在今年年底前公映。趁着几部作品在国内大热，也借助自身在科幻文学外译运作上的经验，中国教图、湖南科技社希冀再把一批中国作家的高水平悬疑作品推向国外。

　　译介总量有待提升 译者力量日趋明显

　　翻译是清苦而艰辛的工作。即使是成就斐然的翻译大家，收入常常并不高；而把中国作家、中国作品介绍到国外的外国译者，所得就更加微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国际大师，数十年来，他已将莫言的十多部作品介绍给英语读者，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幕后功臣”之一。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曾给出一组数据：2005年到2007年，译成瑞典文出版的英语文学作品占74%，位列第二的法语作品占3.6%，德文大概占2%，而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作品数量，加起来还不到总数的1%。这不是瑞典所独有的现象，欧洲整个的情况大同小异。而在类型文学的“走出去”过程中，译者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三体》获得雨果奖后，刘慈欣曾评价刘宇昆的翻译：“雨果奖是科幻界的一座灯塔，但我从没想到自己会得到这个奖。翻译作品总是在跨越两个不同的文化和时空，就本书而言，这座桥梁就是刘宇昆。他的译文非常好，几近完美。”

　　美国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是《三体》英文版译者，也是软件工程师和职业律师。“小刘”在西方科幻圈的声名也高于“大刘”。《三体》第一部英文版的翻译自2012年9月始，历时9个月，刘宇昆前后共译了4遍。刘宇昆说投入翻译不是他的本来目的，“只是受朋友邀请，帮个忙而已”。而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译本出版后，颇受西方读者喜爱，他也自此开始了更广泛的中国科幻文学翻译工作。

　　无独有偶，成功帮助麦家《解密》走出国门的则是一个在首尔大学教古汉语的英国汉学家米欧敏（Olivia Milburn）。据记者了解，该译者的父母都是中东专家，她从小跟着父母辗转于中东各国，到考大学时，已经会6门外语了，于是决定学中文。她的爷爷是“二战”时期的破译家，她偶然在书店看到麦家作品的宣传语时，就决定买下《解密》和《暗算》来读。本来只是读来消遣，可是读到第三遍时，她决定翻译出来。后来她的朋友把译稿推荐给企鹅总部。企鹅决定出版之后，才找到相关的版权代理人，麦家又授权其在英语地区寻找其他出版社，企鹅又找到了FSG出版社。

　　专业化翻译系瓶颈 本土化语言需兼顾

　　像上述出于兴趣而翻译类型文学的案例并不多见，获得成功的案例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许多大翻译家无暇关注类型文学这一领域。根据前不久由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2015年中外文学翻译研修班所提供的数据，从入藏国外图书馆前44部当代文学翻译作品的18名译者情况看，仅葛浩文夫妇就翻译了16部作品，白睿文翻译了3部，其他译者均只有1到2部译作。这些译者有研究机构的学者，也有大学教师，还有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和留学生，除葛浩文专业从事当代文学翻译外，大多数译者主要凭借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而翻译，专业性不太强。所以，翻译力量专业化不足是中国当代文学以及类型文学翻译的一大瓶颈。

　　当然，仅仅有专业化的翻译力量还不够，类型文学在海外落地时，还要注重“本土化”。《三体》的翻译中，故事开头的情景设定在“文革”，怎样能让对中国历史没有充分了解的英美读者更好地理解情节？刘宇昆的解决办法就是“作注脚”，尽可能少的注脚给英美读者提供便于理解文本的历史知识。又如，在翻译夏笳的小说《百鬼夜游行》时，刘宇昆将惊蛰译为英语读者可以接受的短语Awakening of Insects，而非直接用拼音Jingzhe。相似的，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谢天振也指出，长期以来，国内在文学传播上采取的都是由国内翻译家把作品翻译成外文的做法，效果并不好。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红楼梦》：由杨宪益、戴乃迭共同翻译的英译本尽管在国内翻译界有口皆碑，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影响却远远不及英国人霍克斯的版本。原因很简单：翻译的传播过程存在时间差和语言差，此时需要更加熟悉当地读者语言习惯和审美趣味的本土译者，来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落地。

　　为此，有出版业人士建议，在外国留学生中发掘和培养中国作品的翻译者，通过提高稿费、提供出版平台等方式，吸引热爱中国文化、有一定汉语能力的外国留学生，承担起译介的重任。此外，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于2015年设立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Shanghai Translation Grant）, 以推动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促进优秀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也可谓一种值得期待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