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五大剧变，你怕了吗？

在融合发展日渐深化的时代，出版业正在变化或势必变化的是什么？始终不变的又是什么？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曾在《数字时代出版业的变与不变》一文中，从体制、理念、经营含量、人才四个角度论述了出版业的变与不变，他说：“这是一个数字技术不断创新的时代，数字技术还会给人类带来哪些改变，我们不得而知。任何静止的断言，都显得过于轻率。”

诚然，信息技术的发展超乎想象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行各业，出版业也不能例外。早在2000年前后互联网刚崛起时，唱衰出版业的论断就层出不穷，且不说这种论断是否会成为现实，不可否认的是，信息技术为出版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

1999年，当当上线，图书销售渠道格局开始发生变化；2007年，亚马逊Kindle问世，电纸书被认为是出版业的第二次革命；2010年前后，智能手机在国内普及，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的碎片化阅读对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整个文化产业造成了巨大冲击；2012年，微信公众号上线，新媒体玩法再次刷新出版人的“世界观”；2016年，知识付费风潮初起，知识社区、社交平台、新闻媒体等纷纷入局，出版业在知识付费领域已然“慢了半拍”……

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这句话更显得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艺兵认为，当下的时代变革对于出版业的影响是系统性的、全方位的，主要体现在行业发展模式、格局和生态等方面。尤其是日新月异的新技术不断催生出新思路、新模式、新业态，拓展出版业发展路径和空间的同时，也对出版形态、传统、经验、模式等形成了全方位的挑战，甚至导致出版业态、赢利模式等发生重大改变。而出版业也将会在技术变革中持续发展。

变化一：读者阅读需求的变化天翻地覆

作者-出版社-渠道-读者，在这个传统出版产业链中，读者是图书的终端用户，也是一本书实现其文化传承价值的终点。当移动互联网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内容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剧变。正如资深出版人、未来之音CEO卢俊所说，今天的读者变成了集用户、内容生产者和内容传播者为一体的角色，这也就意味着曾经以内容为中心的时代行将结束，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的时代已经到来。

由纸质阅读变为复合型阅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分析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书阅读量为4.66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12本，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73.0%，较2016年的68.2%上升了4.8个百分点。其中，59.7%进行过网络在线阅读，71.0%进行过手机阅读，14.3%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12.8%使用Pad（平板电脑）进行数字化阅读，63.4%进行过微信阅读。阅读方式的多元化使得纸质书不再是读者接触知识和文化的唯一途径，相反，许多比纸质书更便捷和智能化的阅读方式，抢夺了读者的大部分阅读时间。尤其是以音视频为主要形式的知识付费大热之后，读者的阅读途径日渐丰富。

由无差别接收变为个性化匹配。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图书都是一种稀缺资源。现在每年平均20多万种的新书数量，使得读者不再无书可看，反而因书太多不知道如何选择。当产品供应越来越丰富，买方市场日渐形成时，读者的选择性增强，更倾向于阅读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内容，“可看可不看”的内容真的就不会再看。读者的阅读需求从面变成了点，即便是一本虚构类作品，能够打动的人群也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细分垂直类图书产品更能得到市场和读者的青睐。

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选择。以前，在出版业的产业逻辑中，作者和编辑是内容生产的主导者，出版方提供什么书，读者就读什么书；但在读者愈加细分的当下，如果仍然遵循这样的产业逻辑，出版业就真的要“夕阳西下”了。内容生产者必须充分尊重和考虑读者对于图书和内容的需求，依据读者画像，生产适销对路的图书产品，这也是出版业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所在。

变化二：产品形态日渐趋于融合

无形的内容需要依靠有形的载体进行传播。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技术手段的进步，内容产品形态从最初的竹简、锦帛进化到纸张，又发展到磁带、光盘、硬盘、云存储，每一次更新换代，都伴随着消费市场的消费升级。

细数传播史，我们会发现，前一种载体被后一种载体取代的时间越来越短，似乎磁带和光盘没有流行多久，智能手机和云存储就来了，新概念和新玩法层出不穷，稍不留意，就会被时代抛弃。上海远东出版社总经理曹建认为，目前，出版物已经不再大量依靠纸张或磁盘、光盘等材料，电子书、数据库、有声书、知识付费课程、混合现实（MR）出版物等成为读者喜闻乐见的出版形态。

不仅如此，出版物也不再以单一的形态出现在读者面前。过去，一本书主要通过文字将内容呈现给读者；现在，出版机构通过二维码、AR/VR等技术，用更为立体直观的方式将内容呈现给读者，或者以书中内容为基础延伸出更为丰富的知识和文化内涵。

比如，时下在教育出版领域大热的AR教材，用新颖有趣的新形式呈现纸质教材中的内容，让书中的动物、植物、人物、地理现象动起来，读者可以身临其境地体验这些3D内容并进行有效互动。使得传统的单向教学转变成双向的互动式教学。再比如，出版与知识付费平台的结合，去年年底，“罗辑思维”根据外交学院教授的学术论文，策划打造了一款知识付费产品——《中国史纲50讲》，同时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枢纽》一书。同样的内容，在传播载体上实现了差异共存和融合共生，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场景。截至目前，《中国史纲50讲》共有超过50万人收听，《枢纽》一书的销量已达16万册。

在出版物产品形态由单一趋向融合的过程中，出版人尤其是编辑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曹建表示，在变革时代，按部就班、主观认识不到位、不愿开拓变革的编辑已经无法适应当下形势，编辑必须具备主动调整、积极适应新技术和新出版环境变化的要求，不断优化自身以谋求出版的创新发展，发挥创新驱动力量。这几年涌现的“互联网＋出版”“人工智能＋出版”“3D打印+出版”“知识服务+出版”“数据库＋出版”“众筹+出版”“IP+出版”等，无一不是持续创新的结果。

变化三：编辑向产品经理的职能转变

编辑这个职业，具备天然的“跨界”性质。随着“互联网+”在各行各业的沉淀，编辑理应在融合和跨界发展中更具优势。中国妇女出版社副社长姜喆认为，当下，编辑对于选题、作者的评判标准在变，编辑职能也向产品经理转变，“这种改变发生于每天的日常工作细节中”。

在人们获取信息渠道较为单一的时代，编辑的选题策划方式和方向相对固定。但到了“互联网+”时代，编辑既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挖掘具备畅销潜质的草根作者，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直接接触行业大咖，进而策划选题。可以说，有了互联网，编辑找到作者的机会是均等的，但面对同样的作者和选题，能做出什么样的差异性则是新的考验。

过去，大家认为好编辑是杂家，对每个领域的知识都要有所了解；而现在，除此之外，好编辑还必须是产品经理，通晓以内容策划为基础的各种推广方式、渠道策略，甚至还要看到图书内容背后的商业价值延伸，并善于利用互联网让图书内容实现增值。正如曹建所说，传统出版的信息化、数字化以及传统编辑转型的亲身经历，对编辑职业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深刻地改变了编辑出版的思维模式。数字化思维、互联网思维、多媒体思维、知识服务思维、IP思维、“羊毛出在狗身上让猪买单”的观念，已经融入编辑的思维体系，大批出版人正在成为既熟悉传统出版流程又能熟练运用数字出版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近年来，出版机构纷纷通过调整机制激发编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促使编辑实现“互联网+”时代的自我成长。如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依托《大中华寻宝记》这一优质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