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出版业的沧桑巨变

1978-2018年，40年弹指一挥间，包括出版业在内的许多行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那些澎湃的历史瞬间，成为几代人共同的回忆，也见证着行业的变化成长。那些年，见一个外省作者，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那些年，电脑还未普及，每一次校样都需要编辑抄写或誉录；那些年，印刷技术还比较落后，有些工艺只有上海、深圳的印刷厂能实现。40年，人类历史长河的一瞬，却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版业也被时代大潮裹挟其中，几经摸索，继往开来，向着出版强国的目标迈进。

“1978年5月，国家出版局组织13个省市出版部门及部分中央级出版社重印的35种中外文学作品相继发行。这批书总印量达1500万册，集中投放市场后，成千上万名读者在书店蜂拥抢购。北京王府井书店、西四门市部，上海南京东路门市部、淮海路门市部等中心门市，从4月30日晚起就有读者排队等候，人数最多的时候超过1万人。”

这是一则故纸堆里翻出的报道，描述了40年前历经“书荒”后的读者们的阅读热情。在这种阅读热情和阅读需求的推动下，40年间，我国出版业获得了快速且长足的发展。1978年，全国只有105家出版社，出版图书仅14987种，总印数37亿册，国有图书发行网点8600多个。到2017年，全国已有580多家出版社，出版图书近50万种，总印数92.4亿册，出版物销售总额3704亿元，零售总额1580亿元，实体书店发行网点22.5万个。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发行大国。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出版业的发展镌刻在每个出版人的记忆之中，也必将延伸进出版人的明天和未来。回首改革开放40年，一个个关键词串起了出版业的发展与巨变，在这些关键词里，我们或许能够得到坚定从容、大步向前的底气与动力。

改革开放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大量中外名著重印、英美书商代表团访华拉开了出版业的发展新序幕。

地方出版社获得发展机遇，数量增长显著。1979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提出要改变地方出版社“三化”（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出版方针、允许地方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极大地激发了地方社的出版生产力，由此催生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地方社。

几大全国性书展初步形成。1980年10月，新华书店总店和北京市新华书店在京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书市，这是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书市，后发展成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每年在不同城市举办。1986年9月，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京举行，这是全国首次国际性图书博览会，至今已举办25届。

图书发行体系变革日渐深化。1981年，全国新华书店开始进行开架售书。同年底，全国2000多家书店中有600多家实行开架售书。1982年7月，文化部发布《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重提寄销问题；1986年7月，国家出版局发布《关于推行图书多种购销形式的试行方案》；1988年4月，在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提到：除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课本教材和内部发行图书继续实行包销外，其他图书可实行经销、寄销等多种形式，寄销是推广方向，应积极试行。至此，图书寄销在全国铺开。

出版机构企业化管理初现端倪。1983年，文化部出台文件称，出版社属于事业单位，仍实行企业管理。出版社开始由单纯的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并开始“向市场寻求生存”。2003年，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出版社的转企改制被提上日程，国有文化单位市场主体缺失、竞争力不强的状况初步改变。

体制改革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拨乱反正、恢复生产，到1980年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批准新建或恢复首批出版社，当改革的前奏被奏响，整个行业开始了几十年的激荡起伏：从发行到出版，国有民营“一家亲”。1982年，文化部发布《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提出组建以国有新华书店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体制（简称“一主三多一少”）。从此，传统新华书店作为单一发行渠道的局面被打破，民营发行企业登上舞台。而后，文化部提出“出版社由单纯的生产型单位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单位”，拉开了出版社市场化体制改革的大幕。截至2017年，地方社基本完成公司制改造，市场活力增强。而改革发端的发行体系，也形成了国有新华为主，民营书店、图书电商、社群渠道并存的多元发行格局。

从中央到地方，“分分合合”中提高市场集中度。截至2016年，全国共有出版社584家（含副牌社），中央级出版社219家，地方出版社365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综合出版集团公司为主体和分散单一出版社并存的竞争格局。

从文化体制到管理机制，“多劳多得”激发内部活力。出版体制改革经历了从恢复出版到健全出版，从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到转企改制，以及股份制改造与上市，逐步走向全面市场化的过程。时至今日，随着融合发展兴起，出版组织方式的变革，营销发行体系的大震动、“双效”考核的推进落实，不同出版机构在职能设置和考核方式等方面，都迈开了新步伐。

全民阅读

全民阅读活动自2006年开展至今，已在出版业乃至整个社会蔚然成风。2003年第十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政协委员朱永新提议设立国家阅读节，推动全民阅读。此后10年间，邬书林、葛剑雄、白岩松等多位政协委员为此奔走呼吁。

2012年，十八大第一次把“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做出战略部署；2013年4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简称“原总局”）成立全民阅读立法工作组，起草《全民阅读条例》；2014-2018年，全民阅读连续5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法由“倡导”变为“大力推动”；此后各省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相继颁布。

在这样的倡导下，全国各地开始积极推动全民阅读，据不完全统计，400多个城市常设读书节、读书月等活动，每年吸引8亿多读者参与。各省对于全民阅读的宣传也多管齐下，充分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方式进行宣传推广。近两年来，《朗读者》等阅读类电视节目受到热捧，对推进全民阅读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各种民间阅读推广机构的兴起使得全民阅读更加深入人心。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自2002年开始进行“全国国民阅读调查”。2002年第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时，我国成年居民综合阅读率接近60%，成年人中大概有6亿人有阅读行为，7.5%受访者有网络阅读习惯。2017年，阅读率为80.3%，同比增长0.4%；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4.66本，较上年的4.65本略有增长；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73.0%。

行业组织

今年4月，随着《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落地实施，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国家电影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挂牌，原总局不再保留。此次机构改革距离上一次原总局组建已过去5年，从中央到地方，管理机构内部调整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构经过数次调整，如1982年的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1985年的国家版权局与国家出版局并存，1986年，国家出版局（国家版权局）归为国务院直属。直到1987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的成立，被视为新中国出版管理机构方面的一次重大改革。此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设立新闻出版局，到2002年，基本形成了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县区的4级新闻出版管理体系。

在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下，地方新闻出版局与出版社、出版集团或出版总社逐步分开，行政机构职能也由“办出版”向“管出版”转变，包括制定规则、宏观调控、政策调节和市场监管等。而在目前的管理机制下，最大限度取消和下放新闻出版行政审批事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新闻出版行政审批事项13项，取消全部中介服务事项，进而逐步完善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的国有文化资产监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