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出版业的沧桑巨变

1978-2018年，40年弹指一挥间，包括出版业在内的许多行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那些澎湃的历史瞬间，成为几代人共同的回忆，也见证着行业的变化成长。那些年，见一个外省作者，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那些年，电脑还未普及，每一次校样都需要编辑抄写或誉录；那些年，印刷技术还比较落后，有些工艺只有上海、深圳的印刷厂能实现。40年，人类历史长河的一瞬，却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版业也被时代大潮裹挟其中，几经摸索，继往开来，向着出版强国的目标迈进。

“1978年5月，国家出版局组织13个省市出版部门及部分中央级出版社重印的35种中外文学作品相继发行。这批书总印量达1500万册，集中投放市场后，成千上万名读者在书店蜂拥抢购。北京王府井书店、西四门市部，上海南京东路门市部、淮海路门市部等中心门市，从4月30日晚起就有读者排队等候，人数最多的时候超过1万人。”

这是一则故纸堆里翻出的报道，描述了40年前历经“书荒”后的读者们的阅读热情。在这种阅读热情和阅读需求的推动下，40年间，我国出版业获得了快速且长足的发展。1978年，全国只有105家出版社，出版图书仅14987种，总印数37亿册，国有图书发行网点8600多个。到2017年，全国已有580多家出版社，出版图书近50万种，总印数92.4亿册，出版物销售总额3704亿元，零售总额1580亿元，实体书店发行网点22.5万个。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发行大国。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出版业的发展镌刻在每个出版人的记忆之中，也必将延伸进出版人的明天和未来。回首改革开放40年，一个个关键词串起了出版业的发展与巨变，在这些关键词里，我们或许能够得到坚定从容、大步向前的底气与动力。

改革开放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大量中外名著重印、英美书商代表团访华拉开了出版业的发展新序幕。

地方出版社获得发展机遇，数量增长显著。1979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提出要改变地方出版社“三化”（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出版方针、允许地方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极大地激发了地方社的出版生产力，由此催生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地方社。

几大全国性书展初步形成。1980年10月，新华书店总店和北京市新华书店在京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书市，这是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书市，后发展成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每年在不同城市举办。1986年9月，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京举行，这是全国首次国际性图书博览会，至今已举办25届。

图书发行体系变革日渐深化。1981年，全国新华书店开始进行开架售书。同年底，全国2000多家书店中有600多家实行开架售书。1982年7月，文化部发布《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重提寄销问题；1986年7月，国家出版局发布《关于推行图书多种购销形式的试行方案》；1988年4月，在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提到：除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课本教材和内部发行图书继续实行包销外，其他图书可实行经销、寄销等多种形式，寄销是推广方向，应积极试行。至此，图书寄销在全国铺开。

出版机构企业化管理初现端倪。1983年，文化部出台文件称，出版社属于事业单位，仍实行企业管理。出版社开始由单纯的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并开始“向市场寻求生存”。2003年，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出版社的转企改制被提上日程，国有文化单位市场主体缺失、竞争力不强的状况初步改变。

体制改革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拨乱反正、恢复生产，到1980年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批准新建或恢复首批出版社，当改革的前奏被奏响，整个行业开始了几十年的激荡起伏：从发行到出版，国有民营“一家亲”。1982年，文化部发布《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提出组建以国有新华书店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体制（简称“一主三多一少”）。从此，传统新华书店作为单一发行渠道的局面被打破，民营发行企业登上舞台。而后，文化部提出“出版社由单纯的生产型单位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单位”，拉开了出版社市场化体制改革的大幕。截至2017年，地方社基本完成公司制改造，市场活力增强。而改革发端的发行体系，也形成了国有新华为主，民营书店、图书电商、社群渠道并存的多元发行格局。

从中央到地方，“分分合合”中提高市场集中度。截至2016年，全国共有出版社584家（含副牌社），中央级出版社219家，地方出版社365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综合出版集团公司为主体和分散单一出版社并存的竞争格局。

从文化体制到管理机制，“多劳多得”激发内部活力。出版体制改革经历了从恢复出版到健全出版，从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到转企改制，以及股份制改造与上市，逐步走向全面市场化的过程。时至今日，随着融合发展兴起，出版组织方式的变革，营销发行体系的大震动、“双效”考核的推进落实，不同出版机构在职能设置和考核方式等方面，都迈开了新步伐。

全民阅读

全民阅读活动自2006年开展至今，已在出版业乃至整个社会蔚然成风。2003年第十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政协委员朱永新提议设立国家阅读节，推动全民阅读。此后10年间，邬书林、葛剑雄、白岩松等多位政协委员为此奔走呼吁。

2012年，十八大第一次把“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做出战略部署；2013年4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简称“原总局”）成立全民阅读立法工作组，起草《全民阅读条例》；2014-2018年，全民阅读连续5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法由“倡导”变为“大力推动”；此后各省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相继颁布。

在这样的倡导下，全国各地开始积极推动全民阅读，据不完全统计，400多个城市常设读书节、读书月等活动，每年吸引8亿多读者参与。各省对于全民阅读的宣传也多管齐下，充分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方式进行宣传推广。近两年来，《朗读者》等阅读类电视节目受到热捧，对推进全民阅读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各种民间阅读推广机构的兴起使得全民阅读更加深入人心。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自2002年开始进行“全国国民阅读调查”。2002年第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时，我国成年居民综合阅读率接近60%，成年人中大概有6亿人有阅读行为，7.5%受访者有网络阅读习惯。2017年，阅读率为80.3%，同比增长0.4%；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4.66本，较上年的4.65本略有增长；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73.0%。

行业组织

今年4月，随着《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落地实施，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国家电影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挂牌，原总局不再保留。此次机构改革距离上一次原总局组建已过去5年，从中央到地方，管理机构内部调整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构经过数次调整，如1982年的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1985年的国家版权局与国家出版局并存，1986年，国家出版局（国家版权局）归为国务院直属。直到1987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的成立，被视为新中国出版管理机构方面的一次重大改革。此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设立新闻出版局，到2002年，基本形成了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县区的4级新闻出版管理体系。

在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下，地方新闻出版局与出版社、出版集团或出版总社逐步分开，行政机构职能也由“办出版”向“管出版”转变，包括制定规则、宏观调控、政策调节和市场监管等。而在目前的管理机制下，最大限度取消和下放新闻出版行政审批事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新闻出版行政审批事项13项，取消全部中介服务事项，进而逐步完善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的国有文化资产监管机制。

在出版转型升级和市场化进程中，管理机构在最大化“放权”，而出版社或出版集团自身则选择“抱团”应对竞争。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30多年时间，美术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经济类出版社等同类型出版社组成的出版联合体，“华东六少”等区域性联盟，以及京版十五社反盗版联盟、少儿出版反盗版联盟等的成立，从另一个层面彰显着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分众化属性，以及市场化竞争之激烈。

新华书店

作为出版发行工作中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改革开放40年来，新华书店始终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1978年的名著解禁，再到当下，新华书店始终作为获取知识的重要窗口，服务着读者。

伴随社会发展，新华书店不断与时俱进。1978年开架售书、1981年大规模建设农村图书发行网点、1982年建设专业书店……新华书店每年都有新变化；1980年起，举办全国书市、陆续推出寄销等新创购销形式、发行音像制品……新华书店每年都有新做法；1990年后，转企经营、组建发行集团、大书城不断开业……新华书店每年都有新动向；进入2000年，连锁经营、组建协会、股改上市……新华书店每年都有新创举；2010年之后，转型升级、开办网店、智慧书城、无人新零售……新华书店每年都有新玩法。

新华书店也面临着新的任务与挑战。第一，始终贯彻“课前到书、人手一册”重要政治任务的决心；第二，面临市场经济大潮，因城区扩建、改造而被迫搬迁或撤销的担忧；第三，与图书电商、民营书店不断竞争，通过多元化经营、内部升级改造等手段吸引读者进店的艰辛；第四，迎接新零售时代，利用变身无人书店、搭建智能书柜等融合发展新手段，同时仍然肩负阅读推广等社会责任的坚守。如今，在实体书店倍受重视的当下，新华书店这个走过81年的“金字招牌”，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和未来。

渠道变革

在很长一段时间，新华书店始终发挥着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作为“二渠道”的民营书企，借改革开放的春风得以迅速发展，跻身图书发行业。随着外资力量进入、图书电商崛起、自媒体渠道火爆，渠道变革不断。

1982年，图书发行市场形成了“一主三多一少”的发行新格局；1988年，“三放一联”（放权承包，搞活国有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批发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进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的格局形成；1996年，“三建一转”（建立大型批发市场和批销中心，建立新型购销关系，建立和完善市场规则，转变出版社自办发行的观念和机制的改革任务），促使渠道进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发展阶段；随后，馆配渠道不断发展，图书馆现采图书会此起彼伏；1999年当当创立，开启了网上售书模式，成为传统出版发行的“颠覆者”，2007年其它超过新华书店成为国内最大的图书零售商。

21世纪后中国加入WTO，承诺开放出版物分销市场，大量外资开始进入图书发行市场，新华书店、民营书业的各种联盟、中盘、跨省战略重组工作不断进行，民营书业也获得了出版物的总发权；互联网时代来临，图书电商崛起，“价格战”曾一度使得实体书店陷入困境，开卷监测数据显示，2017年网上书店对市场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2.32%；此外，2016年起，凭借微信等社交软件，社群电商不断发展，迅速成为新渠道，瓜分着图书发行市场的份额。

民营书业

40年来，民营书业从无到有，如今已经撑起了中国书业发展的“半边天”——在整体图书发行业中，民营书业资产总额占65%，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均占67%。回溯民营书业的发展历程，经历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书荒”后，为解决“买书难”和“卖书难”的重大课题，党和国家开始决定调动民间资本进入出版业，有关民营图书出版发行的政策开始酝酿。

1980年，国家出版局发出《〈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书店、书亭、书摊和书贩〉的通知》，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发展民营书业的第一份重要文件。1982年6月，文化部召开全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座谈会，明确提出“积极扶持个体经营的书店与书摊”。这一年，民营书店大量出现，作为“补充”力量，用以解决新华书店发行网点较少、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难题。

上世纪90年代，一批社科学术书店在各地兴起，比如北京风入松、贵州西西弗等书店，以标榜品位为先，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社会对于民营书店的认识，为民营书业获得公信力和影响力添砖加瓦。

此后，民营书店逐渐从不规范经营迈入规范有序发展，从过去的小书摊、小报亭的单一经营模式，向现代化、公司化、品牌化不断蜕变。1996年6月，席殊书屋开业，标志着中国第一家民营全国性连锁书店诞生，也标志着中国书业零售行业连锁经营的开始。发展至今，民营书店的连锁经营已成常态。

不局限于图书发行业务，民营书店、书摊、书贩又将目光瞄准了出版上游的图书策划与编辑环节。上世纪80年代，民营书商单枪匹马地策划图书风行一时。90年代末，图书工作室和文化公司名义下的图书公司应运而生。2009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承认“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是出版环节的合法力量。2017年3月，新经典文化成功拿到IPO批文，成为中国首家上市的民营书企。发展至今，民营书业在畅销书领域掌握了充足的话语权，逐渐走向了出版核心领域。

资本运作

如果说，出版社集团化、股份制改造的过程是出版业市场化不断深入的结果，那么，出版企业融资上市则体现着出版行业真正“入世”和持续做大做强的决心，成为出版业市场化运作的试金石。

200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直接促进了国有文化企业加快上市的步伐。2006年，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上海新华发行集团通过华联超市成功“借壳上市”，完成了中国出版发行行业上市“破冰”。此后，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北方联合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纷纷进军资本市场，而直到2008年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登陆A股市场，我国新闻出版主业才迎来了真正意义上整体上市的“第一股”。

此后，出版上市热潮不减，跨界收购案例不断，跨国跨地域经营成常态……在出版已成夕阳产业的论调下，资本热钱不断涌入。截至2017年，新闻出版业21家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为1752.92亿元，总资产超过百亿的共有9家。随着中国科传、新经典文化、阅文集团、掌阅科技等登陆资本市场，中国出版竞争格局进一步确立。未来，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等政策助推下，完型海外布局或将成为新闻出版业资本运作的重要方向。

走出去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出版业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经历了3个阶段——1978-1992年，“人员走出去、经验请进来”；1992-2001年，“大规模引进版权，进行版权贸易”；2001年至今，“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走出去’步伐”。

改革开放初期，虚怀若谷地利用一切机会向国外出版同仁学习，成为我国出版业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主流。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版权贸易逐步开展起来，据统计，1992-2001年，我国引进图书版权3.8万种左右，占当时新书出版总品种的5.3%；输出图书品种约5000余种，占新书总品种的0.7%。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在我国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出版业也逐渐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16年间，出版“走出去”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一系列重点工程项目陆续实施，版权贸易逆差不断缩小，出版物实物出口总量和金额稳步增长，数字出版产品海外销售势头强劲，印刷加工服务出口顺差优势明显，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布局得以优化，打造出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内容品牌。

十九大以来，出版业将“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等作为新时期“走出去”工作的重点之一，进一步推进版权输出和资本输出等既有模式，不断创新深化国际合作，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充分发挥出版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文化纽带作用。

 融合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出版物从黑白走向彩色、从平面发展为立体、从单一的文字升级为音频、视频、AR/VR等融媒体阅读形式。出版业的融合发展既是技术与文化的交锋，更是传统“编、印、发”流程与当下阅读服务升级的深度交融。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新闻出版业便开始了信息化探索，到21世纪初，主要形成了生产自动化系统、系统业务管理系统、网站与电子商务等在内的三大主线。而随着互联网进程的加快，出版业的数字化探索也进入新阶段。自2001年起，《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政策的相继出台，让“融合发展”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从盲目的尝试数字出版、办网站、开设微信公众号，到体制与机制、内容与形式、平台与渠道、技术与产品、市场与服务由“相加”到“相融”转变，融合出版成为一场自上而下、由外及里的大变革。

截至2017年，共有20家国家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陆续挂牌运行，近百个融合发展研究项目相继实施；作为转型标杆，中国出版集团的数字精品内容综合运营平台、安徽新华发行集团的“共享书店”、新华文轩的“共享书屋”等相继落实；在“得到”、喜马拉雅FM等互联网知识服务企业的刺激下，传统出版也参与到讲书、听书等知识服务链条中去。

知识产权

对于出版业来说，维护知识产权、打击盗版的工作，始终“在路上”。在维护知识产权方面：1980年6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1982年5月，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鲍格胥等7名官员和专家来华，在北京举办版权讲习班；1984年6月，文化部颁布《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标志着我国开始重视建立版权保护制度问题；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该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颁布的第一部著作权法；1991年6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与台湾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就《乱世佳人》（又名《飘》）续集《斯佳丽》大陆出版发行事宜达成协议，签约购买了外国文学作品《斯佳丽》中文简体字版的出版权，成为中国大陆出版界取得国外畅销书独家授权的首个案例；1992年7月中国加入《伯尼尔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进入21世纪后，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不断加强。

2017年，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为国内版权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演讲《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中强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

与此同时，打击盗版的步伐也未曾停歇，各类反盗版联盟、活动不断举行。2000年，京版十五社反盗版联盟成立；2006年，在“反盗版百日行动”中，全国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达5800多万件；2016年，少儿出版反盗版联盟成立；2018年，全国最大盗版图书案宣判，经鉴定328万册为非法出版物或侵权复制品，盗版图书主要为畅销童书，涉及数10家出版社1800余种图书，8人获刑。